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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电影刚上映就有枪版了,盗版如此猖獗,古代又是如何防盗版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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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版权意识的重视,越来越多的阅读和视听服务都开始收费了,说起来,小编真怀念以前资源随意下载的年代,不过仔细想想,其实版权所有人这么做也无可厚非,毕竟人家也要生活啊,可即便如此严格的查堵防漏,盗版的的手段还是无所不用其极,比如刚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,第二天网上就出现枪版了,也不得不叹服盗版技术手段的高明。



其实侵权、盗版是古来就有的。从宋代开始,盗版日多。书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出版物,就在书末印上一段版权声明。如明代陈氏刻的《皇明文集》,其声明只有六个字:“敢有翻刻,必究。”这和现在的“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”何其相似。



唐代司天监每年印有历本公开发卖。四川因离长安很远,就无历本运到。安禄山之乱时,唐僖宗从长安逃到四川,却见市场上有私人印的历本出售。各本的月大月小不一样,与政府发卖的标准本有别,而卖的人都说自己的历本是正确的。当地人把他们送到官府究罪。官说:“你们不是争月的大小吗?差个一天半天有什么关系?这是小事。”于是把当事人赶出了公堂。



十分明显,四川的商人是翻印司天监的历本,用今天的话来说,是侵权,或者说是“盗版”。这本是违法事件,所以出错也无法避免,审判官应该依法对侵权者追究责任。哪知这个官偏偏是个糊涂官,胡说几句,一场盗版案也就不了了之。


古代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,印书比手抄容易,这就给盗版带来了方便,因而从宋代开始,盗版日多,迫使政府不能不管,于是便出面禁止翻印。宋人罗璧《识遗》一书说:“宋兴,治平以前,犹禁擅镌,必须申请国子监……”


没有申请而“擅镌”,也就是私自刻版,那就方便了盗版,要依法处理的。在宋代,除了国子监刻印的一般经书以外,如有“新刊行文字”,必先将副本呈送官府看样,一方面是防“异端邪说”,另一方面也是怕有人以刻新书为名,干那盗版的勾当。若有不遵法而行的人,则采取具体措施给予打击。



对合法出版物给予保护还有事前张贴榜文,说明某书由某处某人所出,他人不得“专一翻版”。这样的榜文,既是事前预告出书信息,也是给盗版者一个警告。直到明清还是这样的。


除了官府干涉外,书商自己也有保护自己出版物的措施。那就是,他们把自己的出版物向政府备案,以示合法,他人无权翻刻。


书商的保护措施还有:在书末印上一段版权声明。如元代陈在刻《古今韵会举要》一书时,声明如下:“实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《古今韵会举要》,凡三十卷……今绣诸梓,三复雠校,并无讹误,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。但是篇系私著之文,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,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,节略翻刻,纤毫争差,致误学者,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,收书君子,伏幸藻鉴。后学陈谨白。”



这样的声明,当时用的人颇多,不过说法各有不同,字数有多有少而已。案子多不了了之


这类声明,古人称为“牌记”。“牌记”式样并非一律,也不是明时才有。宋刻《东都事略》目录后有“眉山程舍人宅刊行,已申上司,不许覆板”十六字,分两行写,外用边框。


但是,“牌记”能起多大作用,就很难说了,因为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因翻刻而构成侵权、盗版之罪的人有得是,原书商或著者将这些人告到官府,如果原告是“有力之家,声气广通”,还可以得行其志;一般的,官府对这类官司是一只眼睛睁,一只眼睛闭,往往如本文开头说的皇历历本的案子,不了了之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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